賡續百年學脈 建構民俗新章——《歷史民俗學》編纂手記

　　1998年，中國民俗學奠基人鐘敬文先生在“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的構想中，將歷史民俗學定位為中國民俗學學科體系的三大支柱之一。鐘先生終其一生都十分強調中國學術的自主性和中國民俗學研究的本位立場。2001年，鐘敬文先生的弟子蕭放教授接手先生為博士生開設的民俗學導航課，并將其發展為“歷史民俗學”“文獻民俗志”兩門課程，經過多年耕耘讓歷史民俗學發展成為北京師范大學民俗學科點的學術支撐和研究特色。2020年，我在導師蕭放教授的大力支持和鼓勵下，接棒他講授20余年的歷史民俗學課程，勉力賡續這一學科方向。

　　年屆不惑初登講臺，忐忑之情可想而知。思慮再三，我決定發動導師編寫《歷史民俗學》研究生教材。在我看來，益處有三：于學科，可以彌補歷史民俗學研究缺少系統理論著作與教材之遺憾；于吾師，可以系統總結他經年的研究成果并了卻其編纂歷史民俗學教材的夙愿；于自己，今后的教學工作可有依憑。對此動議，導師欣然同意，并鼓勵我說“師生同心、其利斷金”。然而，編教材并非易事，好在我擔任導師的學術助手多年，對導師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成果了然于心，也擁有較好的有組織性科研經驗，于是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們的編寫團隊便組建完成。

　　大家一致認為，要通過《歷史民俗學》的編纂展現這一領域的學術自主性與原創追求，這既是學科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于是，我們以蕭放教授的授課講稿為底本，經過反復討論，從歷史民俗學的研究框架、研究視角、研究方法等方面作出如下突破：

　　在研究框架上，將歷史民俗學劃分為民俗史、民俗學史、文獻民俗志三大板塊，其中民俗史側重呈現民俗事象的來龍去脈，民俗學史側重追尋民俗思想的發展演變，文獻民俗志側重記敘民俗生活的載體創造，三者從“事、人、物”不同維度將中國人的民俗生活創造、民俗記錄、民俗評論以及民俗觀念等融為一體。

　　在研究視角上，以民俗生活為落腳點，注重傳統與當代的結合、文獻與田野的相通、制度與生活的互動、思想與實踐的聯結，在古今貫通、上下融通、左右會通的學術視野中揭示歷史民俗學的突出特性。

　　所謂“貫通傳統與當代”，強調民俗事象源流有自。今天的春節、端午、中秋，哪一個沒有千百年的來路？我們在書中梳理了自先秦以來中國民俗的發展脈絡與基本特征，就是想告訴讀者：很多習焉不察的民俗事象背后，可能隱藏著你不曾想過的故事；民俗并非歷史的遺留物，而是以或隱或顯的形式服務于我們的日常生活，并建構著未來世界。這正是歷史民俗學的時間視野。

　　所謂“關聯文獻與生活”，強調中國是文獻大國。民俗知識依賴歷史文獻得以記錄與傳承，而文獻又生成于民俗生活中，發揮著記錄生活、指導生活的功能。我們在書中專門討論了家譜的民俗學價值，就是想說明：民俗文獻的研究，不只是看重文獻的歷史資料價值，更重要的是將其放置于生活中，討論其如何生成并構建生活。

　　而“制度與生活的互動”，強調民俗與國家的共生。典型示例如禮俗互動關系，禮源于俗、約束俗，而俗又反作用于禮。自周代始，“禮不下庶人”，然而宋代以降，庶族階層地位上升，為民間制禮呼聲高漲。最終，北宋《政和五禮新儀》正式開啟為庶人制禮的先聲。南宋朱熹《家禮》進一步因俗制禮、簡化古禮，成為后世民間禮俗生活的依據，以至明清地方志中遍及“一遵《文公家禮》”之說。我們在書中歷時性梳理了禮儀變遷的理路，想說明的是：民俗研究并不止于“眼光向下”，而是對中國社會“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種視角的整體研究。

　　還有“思想與實踐的連聯”，強調發現人的主體性。中國現代民俗學的發端，一般認為始于1918年北京大學發起的歌謠運動。學者們走向民間，采風問俗，進而移風易俗、教化民眾，這種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風俗教化理念貫穿古今，教化實踐隨時代傳衍。我們在書中追溯近現代民俗學史，想強調：民俗學從來不是書齋里的學問，它時刻呼應著時代的需求、根植于普通人的生活，也始終服務于對普通人生活的理解。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劉魁立說，這本書的出版讓鐘敬文先生的學術倡導，變成了實實在在、可以觸摸的厚重成果。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泳超認為，這項成果加深了民俗學研究的歷史縱深，讓人更容易看清文化現象背后的深厚土壤和長期積淀。學界的肯定不僅是我們學習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依托，更是年輕學者接續前輩學人、自覺推進民俗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助推器。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