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AI無所不答，大學如何“智”變——基于全國400余所高校本科生AI使用情況的調查與思考

　　編者按

　　2026年4月，教育部等五部門印發《“人工智能+教育”行動計劃》，首次將人工智能納入教師資格考試和認證內容，并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人工智能與教育深度融合格局。這一計劃標志著“人工智能+教育”從鼓勵探索邁入系統推進的新階段。大學生到底在怎么用AI？為摸清大學生群體AI的使用情況，光明日報記者會同中央民族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團隊，采用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相結合的方式，對全國400余所高校1953名本科生展開調研，系統梳理當前大學生AI應用現狀與面臨的挑戰，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關建議。

　　潮起：AI成為大學生的“全能伙伴”

　　“AI已從‘可選工具’變成我學習生活中離不開的助手。”中央民族大學網絡與新媒體專業的學生小杜說，“準備課堂匯報時，我會先用AI梳理邏輯框架，再深入思考制作PPT，原來要折騰半天的事，現在個把小時就能搞定。”

　　調研數據顯示，人工智能工具在受訪大學生群體中的使用率已達99.18%，僅有0.82%的受訪者表示從未使用過AI工具。從梳理知識框架到理解難懂概念，從規劃旅行、制定預算到輔助制作簡歷、準備面試訓練……AI已深度走進當代大學生學習、實踐乃至生活規劃的方方面面。

　　從“被動答疑”到“個性化輔助”。“幫我解釋一下這個概念”“用三種理論框架分析這個案例”……這樣的指令已是大學生與AI對話的常態。調研顯示，68.46%的受訪學生選擇“有需要時使用”AI，18.17%表示“隨時使用”；在使用場景上，文本生成與圖像生成是最主要的選擇，視頻與語音生成使用較少，這反映出以文字處理為核心的任務仍是受訪學生AI應用的主要場景。

　　然而，學生與AI的互動早已不止于一問一答。太原理工大學土木工程專業的學生小常曾這樣描述自己的學習方式：“讀一篇30頁的英文綜述，先讓AI生成500字的中文摘要和關鍵論點，10分鐘就能判斷值不值得精讀。”在創意類任務中，他還會讓AI分別扮演不同領域的專家，提供各自看問題的角度，“感覺像是瞬間召集了一個智囊團”。

　　更值得關注的是，AI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標準化教學的空白。曲阜師范大學學前教育專業的一名學生坦言：“課堂上不好意思問老師的問題，可以反復問AI，直到真正弄懂，完全沒有心理壓力。”調研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學生對“通過不斷追問獲得由淺入深的解釋”這一交互方式評價最高，平均分達4.06分（滿分5分），超過85%的受訪學生認同這種自己能主導節奏的學習感受。即時回應、個性化、零壓力的交互，使課堂之外的深度學習成為可能。

　　從“瑣事自理”到“智能托管”。學業之外，AI的使用也延伸到了生活管理。調研顯示，46.72%的受訪學生用AI規劃旅行、制定預算或解決技術問題，42.69%的學生用它輔助制作簡歷、準備面試或規劃職業方向。有受訪者笑稱：“以前做旅行攻略要大量瀏覽社交平臺上的信息，現在直接問AI，它連每天的預算和景點間的交通時間都算好了。”

　　更值得關注的一組數據是，當遇到問題時，24.42%的受訪學生會首先求助AI，這一比例已接近向朋友求助的24.94%，僅次于社交媒體的32.06%。與之呼應的是受訪學生對AI的角色認知：72.95%視其為“工具”，而將它看作“助理”“顧問”“朋友”的比例分別為9.14%、8.21%和6.56%。從日常瑣事到生活規劃，AI參與學生決策的廣度和深度都在增加。它不再只是一個被調用的工具，而是越來越多地成為一個能商量和可依賴的存在。

　　從“單向消費”到“互動生成”。在娛樂與社交領域，AI同樣悄然滲透。調研顯示，38.41%的受訪學生用AI創作內容或聊天解壓，19.93%的學生在學業壓力大、人際交往有困惑時轉而向AI尋求疏導。在創意娛樂上，AI大大降低了“玩”的門檻—制作表情包、生成個性化壁紙，都成了輕而易舉的事。

　　情感陪伴是AI介入學生生活中最微妙的一面。面對焦慮與無處排解的情緒困擾，部分學生選擇打開AI，而不是打擾朋友。訪談中，幾乎所有提及AI情感功能的學生，都表達了類似的感受，AI無法替代真實的人際溫度，卻在某些時刻成為一個不會評判、隨時在線的“朋友”。

　　使用意愿的數據印證了受訪學生對AI的接納程度。調研數據顯示，大學生對AI工具的使用意愿總平均分為4.06分，超過八成學生給出明確肯定。認同度最高的一項是將AI視為“未來必備能力”—平均分達4.21分，近九成學生表示贊同。持否定態度的比例極低，僅4.78%。數據表明，受訪學生當前的使用意愿是一種既務實、又放眼長遠的清醒態度。

　　潮涌：高等教育在AI時代面臨的挑戰

　　“幫我潤色這段視頻的轉場字幕”“把這份材料整理出一個框架”……一名剛畢業的本科生小劉對著不同類型的AI軟件一口氣發出好幾個指令。屏幕上的文字飛快生成，他既為效率感到欣喜，也不禁自問：當AI什么都能做，我四年的學習到底留下了什么？

　　課程內容有待與產業迭代更匹配。一名來自某財經大學會計學專業的學生直言不諱地說出自己的顧慮：“上課還在教Excel的高級用法，但現在很多事務所的初級審計工作，比如票據核對、基礎報表生成，早就被AI替代了。我們真正需要學的是如何設計和監督這些AI審計系統。”

　　盡管99.18%的受訪學生在用AI，但僅有不到三成的學生表示學校提供了系統的AI相關課程。學生想要的不是零散講座，而是一套從通識到專業的AI素養課程體系。調研中，有受訪學生表示對學校的“AI+”行動略有失望，“學校沒有統一的規劃，學院各搞各的，有的老師鼓勵用AI，有的老師直接禁止，我們很困惑。”這種“高需求、低供給”的反差，學生只能自己摸索。

　　調研顯示，超過六成的學生對“AI使用的合理邊界”表示困惑，并希望學校提供明確、可操作的指導方案。

　　教學方法尚需與技術發展更同步。“我最怕那種一上課就把幾十頁PPT從頭念到尾的老師。這些內容，我問AI，幾秒就能得到更清晰的解釋。”某高校哲學專業大三學生小張直言。值得我們反思的是，當知識傳授的功能被AI高效替代后，課堂教學不可替代的價值在哪里？

　　調研顯示，學生對AI輔助學習的評價普遍較高，“協助準備展示內容以節省精力”“快速理解復雜文獻”等方面，約八成受訪學生給出肯定回應。然而，超過六成的受訪者認為，當前教學方式難以培養學生適配AI時代的能力。學生們期待的課堂，不再是單向灌輸，而是思辨的場域。

　　教師角色還需與學生期待更適配。在越來越多的學生運用AI進行自主學習的今天，教師還能給學生教什么？

　　山東大學文學院一位本科生說，“我最敬佩的一位老師，就是AI工具的‘發燒友’。他會在課上演示如何用AI進行頭腦風暴，如何用AI發現思維盲區。他從不擔心我們用AI，而是教我們如何成為AI的‘主人’。知識性的東西，我可以隨時問AI。但我需要的老師，是他的經驗、他的見識、他的學術品位。我希望他能告訴我，哪些問題是‘好問題’，是值得研究的。這種‘點撥’，AI給不了。更重要的是，老師能經常和我們聊職業規劃、人生選擇。這種情感上的連接和價值觀的引領，讓我覺得上大學特別溫暖。”內蒙古大學法學院一名學生認為，教師的職責遠不止于知識的傳授，更在于引導學生明辨事理、涵養人格。在他看來，優秀的教師能夠在教學過程中做到因材施教——既依據課程內容本身，也兼顧學生的個體差異，從而有針對性地進行指導。這種基于經驗與同理心的判斷力，恰恰是人工智能難以企及的。

　　逐浪：人機共生時代，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的優化路徑

　　以頂層設計破解“碎片化”難題。面對學生們反映的課程滯后、跨學科壁壘、AI素養教育缺位等問題，國家層面已開始加速推進相關制度供給。一系列政策信號表明，人工智能與教育的融合已從“鼓勵探索”進入“制度保障”的新階段。國家智慧教育平臺已上線“AI試驗場”，匯聚14個AI智能工具，教育部開展的AI素養培訓已覆蓋全國2000余所高校50萬名師生，國家平臺匯聚超1000門AI精品課程。高校應抓住這一窗口期，深入推進“人工智能+教育”，具體可從三個方面發力：一是成立校級“人工智能教育發展委員會”，統籌全校AI課程建設、師資培訓、倫理規范制定等事務，并將人機協同能力培養納入各學科教學內容；二是探索將AI素養納入教師職稱評定與教學考核指標，推動教師主動轉型；三是設立“人工智能+X”交叉項目，鼓勵跨學院聯合開設課程，跨學科組建教學科研團隊。

　　以課堂改革回應“價值焦慮”。當AI可以秒答知識性問題，課堂教學的價值不再止于“傳遞知識”，而在于“訓練思維”。吉林大學的本科生小胡對此回應道：“老師在課堂上應該轉向引導思辨、激發創新的教學模式，更加側重思維啟發。”

　　具體而言，AI課程需要構建“通識+專業”的AI課程體系。在通識層面，面向全體學生開設AI通識課，使其了解基本概念與原理，提升人工智能知識素養；在專業層面，將AI融入專業、課程、教學、學習、評價全鏈條，鼓勵學生創建自己的AI應用，打造專業課程垂直大模型。

　　教學理念上，需要將重心從教師的單向輸出，轉移到以問題為導向的探究式學習。“老師不再只是知識傳授者，而是學習的組織者和引導者。他可以設計一個項目，讓我們用AI工具分析真實的社會問題，然后一起討論。”項目式學習、翻轉課堂、案例研討——這些模式能夠將AI轉化為“學習伙伴”。事實上，一些高校已開始先行先試。復旦大學等高校已實現AI課程覆蓋全體學生，浙江大學2025年啟動“STEP教師AI素養提升計劃”，西安交通大學打造“人工智能先導計劃”，北京理工大學在研究生課程中試點將AI智能體全程融入教學，使其成了課堂伙伴。這些實踐表明，系統性推進AI與教育的深度融合，正在從理念走向行動，從試點走向常態。

　　以能力提升培養“AI駕馭者”。學生對“思維惰性”的擔憂，是對“在智能時代，人如何不被機器替代”這一命題的反思。華中科技大學化學專業的學生小陳對此憂慮道：“我覺得AI提供的文本邏輯鏈很完整，語言也很標準，但越用AI，我擔心自己可能會越不想深入思考。”調研數據也印證了“害怕自己慢慢喪失從零開始構建論證能力”的這種擔憂——在個人焦慮層面，學生整體感受處于中等略偏上水平，總平均分為3.22分，持肯定感受的學生比例達到46.99%。最為突出的是面對AI工具快速迭代產生的“追趕壓力”，平均分達3.37分，超過半數的學生表示認同。在職業焦慮層面，超過60%的學生表達了明確的擔憂，最突出的是擔心過度依賴AI會導致“失去深度調研、批判性思考和獨立提出原創觀點的能力”，近七成受訪學生表示認同。

　　要化解這種焦慮，教育必須將批判性AI素養作為重要育人目標。這意味著，學生需要學會的不只是“怎么用AI”，更是“怎么審辯地用AI”。西北大學廣告學專業學生小周和調研組分享了自己的實踐：“我會交叉比對多個AI模型的結果，并強制性地要求AI提供信息來源，然后回到原始文獻進行核實。”這種“審辯式驗證”的能力，正是批判性AI素養的核心。高校應有意識地在課程中融入相關訓練：如何提出高質量的問題？如何識別AI生成內容的局限？如何對AI信息進行整合、重構并形成原創見解？

　　評價體系的改革同樣關鍵。只要考核仍側重對標準答案的記憶，學生就有動力用AI“走捷徑”。未來的考核應更多采用開放性問題、基于真實命題的項目研究報告、口頭答辯等形式，重點考查定義問題的能力、跨學科整合的能力、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評估的重點應該從‘結果’轉向‘過程與思維品質’——比如，能否清晰地闡述自己的論證邏輯，能否提出富有創造性的觀點。”這種評價導向的轉變，將激勵學生真正成為善用AI的“駕馭者”。

　　以倫理規范守護“人的價值”。學生們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期待，高校應加大對教師AI能力提升的支持，提供AI技術、人機協同教學法、AI倫理等方面的持續培訓，將AI能力作為教師評價的重要維度，同時建立激勵機制鼓勵教師先行先試。

　　與此同時，倫理規范的建設也刻不容緩。調研顯示，受訪學生對人工智能的社會倫理風險持有廣泛且具象的關切，總平均分為3.62分，超過60%的學生表達了明確的擔憂。最為突出的是對“信息繭房”效應的感知，平均分最高（3.82分），超過70%的學生表示認同；其次對“個人數據被大規模收集與利用”（平均分3.73分）以及“算法偏見加劇社會不公”（平均分3.68分）的擔憂也較為普遍。

　　在訪談中，不少受訪學生呼吁學校應建立清晰的AI使用規范，而不是簡單地禁止。這份“人工智能輔助學習與研究倫理指南”需要師生共同參與制定，明確不同類型學習任務中AI的允許使用范圍，并要求學生在使用時進行充分聲明。這不僅為學生提供行為準則，也可為評判學術誠信提供依據。教育的目的，不僅是教會學生如何“使用”技術，更在于引導他們思考如何“善用”技術，在智能時代中堅守人的主體性與價值尊嚴。

　　（作者：光明日報聯合調研組 調研組成員：中央民族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趙麗芳，研究生賀子陽、樹淇；本報記者白雪蕾）